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演化研究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为揭示我国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 5 个方面构建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加权求和法计算各市 2005—2019 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各因素层得分，并结合 Q 型聚类分析法及偏相关分析法对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单项水平以及单项水平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各市 15 a 间新型城镇化发展各异，区内及区际差异大。（2）各市人才吸引力较弱，经济及社会发展不均衡，城市建设力度大，生态文明建设有待提升。（3）仅经济–生态实现了协调发展，且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研究结果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熵值法；质量评价；西部省会城市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城市化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从1949 年建国到 1978 年改革开放的近 30 a 间，由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经曲折，中国城市化率仅从 10.64%提升到 17.92%；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建设速度与规模空前提高，截至2021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64%[2-3]。但在取得成就的同时，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半城市化问题突出等系列新问题也相继出现[4-5]。纵观中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成就与挑战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他国家城市化道路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基于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已不能再走传统城市化道路，也鲜有可借鉴经验[6]。

2002 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2014 年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开启第一批试点工作。

“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2022 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强调“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无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都源自 urbanization，本质相同[7]。我国乡村人口既向“城”流动，也向“镇”集聚，因此“城镇化”是基于我国国情提出的特有概念，是一条以“人的城镇化”为本质的发展之路，这也体现出国家对以往片面追求大城市集聚效应而忽略小城镇发展的反思，以及对城乡关系的反思[8-9]。

现有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从其内涵特征[10-11]、存在问题[12]实现路径[13]、可能产生的影响[14]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定性评价；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15]、变异系数法[16]、专家打分法[17]等主客观方法对新型城镇化进行定量测度，但测度内容集中关注综合发展水平[18]，较少探讨内部子系统协调性；研究尺度集中在区域间某一时间点横向静态对比[19]和区域内时间纵向动态趋势分析[20]，缺乏对造成时空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原因探讨；研究对象多为全国、中、东部城市[21-23]、西部地区整体[24]，鲜有触及西部省会城市。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国家政策及规划，在探讨新型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 5 个方面构建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对西部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及单项水平进行动态测度并分析变化原因，为推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部地区包括 6 个省、5 个自治区和 1 个直辖市[25]，进一步又可划分为黄河中游地区（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地区（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26]。由于国家政策和区位劣势，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差距严重，与中、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27-28]。但西部地区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现，在全国发展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29]。测度西部省会城市城镇化水平，探讨其发展演化过程对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重庆经济发展及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本文选取不包括重庆在内的其余 11 个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由于拉萨市个别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处理后补齐。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基于新型城镇化内涵、国家政策规划及现有研究成果[4,15-17,30-33]，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 5 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熵值法[34]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加权求和法计算西部 11 个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及各因素层得分，据此，进行西部省会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分析：利用标准差分级法[35]将综合得分分为高和低两级，分析各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演化差异；进行西部省会城市城镇化单项因素分析：利用 Q 型聚类法[36]将各单项水平的城市归类， 探究各市发展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再借助 ArcGIS 进行区域对比；进行西部省会城市素城镇化单因素相关性分析：利用偏相关分析[37]，探讨各子系统相关性及彼此协调性（图 1）。

图 1    研究思路

Fig.1 Research flowchart 

2    新型城镇化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

2.1   内涵界定

学界对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4,38-39]。2012 年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新”即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城乡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学界也往往倾向于在此基础上从新型城镇化的特点，尤其是与传统城镇化相比的不同之处切入界定新型城镇化概念。如果传统城市化是以城市发展为核心的非农化过程，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那么新型城镇化就更强调“人”的权益，是以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过程，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以人为本、城乡统筹、保护生态、发展可持续[13,40-42]是对新型城镇化的普遍共识。此外，资源节约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优化升级，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宜居[43-44] 也被学者认为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因此，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系统发展过程，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人口城镇化是关键内容；高质量经济发展是驱动力，经济城镇化是重点内容；城市建设强调节约集约，城市环境自然宜居，土地城镇化是优化内容；生态环境保护有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新兴内容；最终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等社会城镇化内容得以实现。综上，新型城镇化追求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等综合发展目标，其综合水平应从这 5 个维度进行测量。

2.2   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新型城镇化内涵和已有研究成果[4,15-17,30-33]，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 5 方面测度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并在每个因素层下设置多个因子来综合反映各方面情况（表 1）。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关注城镇常住人口数量的同时更关注其素质,故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和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表征人口城镇化。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经济城镇化不仅是城市经济集聚高效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应实现经济发展成果丰富且由百姓共享，因此选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货物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子。土地城镇化即土地利用方式由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变，但可导致城市景观扩张及土地资本投入增加；新型城镇化要求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城市土地，创造和谐人地关系，因此选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建成区面积等因子。社会城镇化与民生联系紧密，涉及到市政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社会保障等与居民公共服务获取和生活水平保障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与财政支出密切相关，尤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协调、城乡居民贫富差距也成为关注重点，故选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加人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加人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等因子。生态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要求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选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反映生态城镇化。

表 1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测评体系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3.1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分析

多数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波动大且彼此间差异明显（图 2）。成都（图 2a）15 a 来都处于高水平状态且多次高居首位，但在 2008、2012、2013、2015 年出现 4 次下降，在于成都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能够从财政上支持各项配套措施的落地，空气、绿化、基础设施等处于较优状态，但随着时间推移，财政支出项目增多，导致持续且充足的供应出现困难。呼和浩特得分（图 2j）从 2010 年大幅度下降，2014—2019 年处于中等水平。西安（图 2k）和乌鲁木齐（图 2e）从 2014 年开始呈现上升趋势，逐步反超呼和浩特。西宁（图 2f）、南宁（图 2d）长期位于低水平状态，与其他城市差距大，但南宁得分在 2018 年突破低水平达到中等水平，主要在于南宁与西宁相比，在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优势，有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拉萨（图 2g）新型城镇化得分图呈“水滴状”，在 2006 年达到研究期内最高水平，2007 年开始下降并持续到 2010 年，2011 年上升后继续下降。

图 2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得分

Fig. 2 Score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区域内、区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区域内（图 2）：西南地区，成都发展水平始终远高于贵阳和南宁，根本原因在于成都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贵阳和南宁；虽贵阳自 2010 年起到 2016 年，得分持续快速上涨，逐步缩小与昆明、成都的差距，但南宁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与其他 3 市的差距日益扩大。西北地区，乌鲁木齐、银川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 3 市，但 2014 年后，银川得分下降，与乌鲁木齐差距逐年扩大。黄河中游地区， 呼和浩特和西安长期居于中等或高水平，西安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后， 从 2012 年开始反超呼和浩特，彼此间差距先缩小后扩大。所有西部省会城市中，4 个城市长期居于低水平，其中西北地区占 3 个。因此，区域间差异主要体现在西北地区与其他 2个地区之间，该地区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城市发展难以实现突破。区域间（图 3）：西部地区各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分由所包含省会城市得分的均值表示。黄河中游地区各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次之，最后是西北地区。总体看，研究期内， 黄河中游地区和西南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年际变化较大，西北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且年际变化小，区域间发展不均衡。

图 3    西部地区区域间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

Fig. 3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mong regions in the western China 

3.2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单项因素分析

3.2.1   人口城镇化水平分析

西部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人口城镇化得分（图 4a）虽有波动但总体趋于稳定，进一步比较可看出各市城镇化水平在时间上的差异。拉萨人口城镇化得分远低于其他城市，在所研究大多数年份中自成一类，其得分在 2012 年后明显上升，一方面因为当地处于高原地带， 人口基数小，城镇人口更是寥寥；另一方面在于新型城镇化理念提出后，西藏重视并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和引进外部人才。乌鲁木齐、南宁、西宁得分也较低，2013 年和 2016 年， 乌鲁木齐得分降低，与西宁、南宁差距扩大，说明乌鲁木齐人口城镇化过程并不稳定。2016 年后，这 3 市的人口城镇化发展呈不同趋势且波动较大：南宁市人口城镇化水平在 2016 年后呈上升趋势，但到 2019 年急速下降；乌鲁木齐 2017 年得分迅速上升，虽在 2018 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以往平均水平，且在 2019 年快速回升；西宁市人口城镇化水平在 2018 年迅速下降，虽在 2019 年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他城市，由此反映出西宁市人口城镇化有待提高。兰州、西安、呼和浩特和贵阳人口城镇化得分较高，兰州在 2013—2015 年独成一类， 可见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其进行的旧城改造、招生政策及分数线调整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成效显著，但自 2017 年起兰州人口城镇化得分有所下降，2019 年急速下降。呼和浩特与西安从 2010 年开始人口城镇化水平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呼和浩特人口流动已达到一定程度，需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等配套措施，才有机会进一步提升城镇人口数量；在于西安人口基数大，城镇人口相对较多，提升空间较少。其他城市历年人口城镇化得分相差不大。

结合各市空间分布（图 4b）发现，西部城市人口城镇化得分基本呈自东向西递减趋势， 得分及波动相近的城市基本处于同经度，乌鲁木齐、拉萨最低，其次是西宁，再是银川、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呼和浩特得分较高，这些城市在聚类分析中也属同一类，反映出越接近内陆地区城市对流动人口尤其高素质人才吸引力越弱。南宁得分低在于其毗邻珠三角，人口外流严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可见地方发展差距大不利于水平较低城市的发展。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31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图 4    人口新型城镇化得分分类及空间分布

Fig.4 Scor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3.2.2   经济城镇化水平分析

西部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经济城镇化得分波动较大（图 5a），2012 年后的经济城镇化水平提升明显。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成都、西安的经济城镇化得分较高，但分数均存在较大波动。2008 年起，西安得分进入以成都为代表的高水平梯度。乌鲁木齐得分在 2009 年降至低水平梯队。呼和浩特经济城镇化水平在 2012—2017 年保持较高水平，但在 2018 年迅速下降，虽在 2019 年有所上升，但优势已不再。兰州、西宁长期处于低水平梯队，两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实现突破。综合看，西部省会城市经济发展不稳定，但由于得分较高城市近年得分下降，得分差距有缩小趋势，究其原因，西部省会城市受各市发展目标及经济政策限制，难以持续提升经济城镇化。

结合各市空间分布（图 5b）发现，经济城镇化得分较高的 4 市分别位于不同区域。乌鲁木齐位于西北地区，该地区其他城市——兰州、西宁、银川得分稍靠后且长期属于一类， 拉萨也在 2015—2016 年与这三座城市归为同一类。成都位于西南地区，该地区其他城市——昆明、贵阳、南宁在 2005—2009 年分数相近且属于同一类，但从 2010 年开始，昆明、贵阳分数上涨，南宁得分不断下降，可见南宁亟需寻找新兴经济驱动力。呼和浩特、西安同处于黄河中游地区且经济城镇化得分较高，但西安得分在研究期内不断上涨，与呼和浩特差距越来越小，2014—2016 年与呼和浩特属于同一类，加之呼和浩特近年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 乌鲁木齐、成都和西安在 2017 年超过呼和浩特，位列西部经济城镇化水平前三。综合看， 西部地区仍遵循大城市（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且区域间、区域内部存在较大差距。

图 5    经济城镇化得分分类及空间分布

Fig. 5 Scor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3.2.3   土地城镇化水平分析

西部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土地城镇化得分存在波动，2012 年后多数城市得分呈不同程度下降（图 6a）。拉萨土地城镇化得分长期处于高水平，这与其地域广阔，人口稀少关系密切。呼和浩特、银川长期与拉萨属于一类。从 2010 年开始，拉萨得分急剧下降，2019年得分降至 0.070，可见近年来，拉萨城市建设力度有所减轻；呼和浩特和银川得分到 2018年仍保持波浪型增长，在 2019 年出现断崖式下滑。成都、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在 2005—2007 年、2009—2019 年都至少有 3 市同属仅次于拉萨的一类，可见 4 市城市建设力度较大，但南宁得分从 2014 年起有所下降，意味着南宁城市建设有所减缓。西安、西宁、兰州和贵阳得分相对较低且长期属于同一类，西宁土地城镇化得分变化不大，其余 3  市得分先后从2010、2013 年开始上涨，特别是兰州和西安，2018—2019 年城市建设力度增长迅速。至 2019 年，除西宁外，其余城市得分可分两类：一类是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得分较高，与以往相比，城市建设力度大；另一类得分较低且各市间得分十分相近，与往年比，城市建设力度减弱。综合看，西北地区省会城市建设力度较大，土地城镇化得分偏高。而西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省会城市的土地城镇化得分呈现下降趋势，城市建设趋于完善，城市建设力度减弱， 原因在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理念的倡导，且大部分城市土地开发也趋于饱和状态。

结合各市空间分布（图 6b）发现，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状态也相似（自治区省会城市除外）。偏南的成都、昆明和贵阳：尽管贵阳早期土地城镇化得分较低，但自2010 年后与其他 2 市差距越来越小；偏北的西宁、兰州、西安得分相对较低。可见，偏南的市城市建设力度更大。

图 6    土地城镇化得分分类及空间分布

Fig. 6 Scor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3.2.4   社会城镇化水平分析

西部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社会城镇化得分存在小幅波动（图 7a），城市间差异显著。成都的社会城镇化得分最高，其次是乌鲁木齐和昆明。2005—2010 年这 3 市被归为同一类， 分数显著高于其他城市。2011 年开始，乌鲁木齐和昆明得分下降并另成一类。拉萨和南宁得分较低，2007—2010 年由于得分过低被单独归类。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呼和浩特在 2005—2009 年分数相近且差距不断缩小，但 2010 年有所扩大，2011 年开始逐渐分异为西安、贵阳（得分走高）和兰州、西宁、银川、呼和浩特（得分走低）两类，得分走低的 4 市在 2015—2019 年与拉萨、南宁同属一类。综合看，2005—2011 年成都、昆明、乌鲁木齐得分偏高，拉萨、南宁得分偏低，其余城市分数居中，差异明显；2012—2019 年成都社会城镇化状态显著优于其他城市，西安、贵阳分数走高接近昆明、乌鲁木齐得分，昆明在 2014 年达到最高点后开始逐年下降，与贵阳、银川成为一类。拉萨、南宁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则在波动中提高，到 2018 年双双超越兰州、西宁和呼和浩特。综合看，各市发展并不稳定，居民生活质量有待提高。

结合各市空间分布发现（图 7b），西北、西南和黄河中游同时存在社会城镇化发展较好和较差的城市：西南地区的成都—南宁，西北地区的乌鲁木齐—拉萨，黄河中游的西安—呼和浩特。尽管区域内优–劣差距大，但多数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近。从本文社会城镇化下设指标内涵出发，其水平直接受人口基数、政府财政等条件影响，而这些条件又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因此上述社会城镇化状态的橄榄球分化可能并不利于减小地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图 7    社会城镇化得分分类及空间分布

Fig. 7 Scor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3.2.5   生态城镇化水平分析

西部省会城市 2005—2019 年生态城镇化得分存在较大波动（图 8a）。昆明在多数年份居于第一，但与其他城市差距不大，且 2007、2009、2010 年得分出现大幅下降，首冠先后被成都、银川取代，这 3 市在 2008、2010 年得分较高，属于同一类。可见，成都、银川在部分年份生态文明建设较好，但其得分从 2012 年开始下降，生态建设压力增加，2015 年后，成都、银川、拉萨、呼和浩特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步上升，生态建设压力下降。此外，贵阳生态城镇化得分也相对较高，除 2006、2008、2017 年，其余年份都与昆明同属一类。兰州、乌鲁木齐得分较低，长期被归为一类。从 2012  年开始，乌鲁木齐得分急速上涨，并在2013—2018 年与西安归为一类，到 2019 年超过西安，说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乌鲁木齐生态城镇化状况大幅改善；而兰州由于得分过低在 2013—2016 年都被单独归类。综合看， 各市面临较大环境保护压力，城镇生态文明建设有待提升。

结合各市空间分布发现（图 8b），就生态城镇化状态而言，相对较差的城市（乌鲁木齐、兰州、西宁）集中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程度昆明、贵阳）相对较好，其余城市状态相似。同时，由于西北地区自然、经济等方面限制，西北地区城市生态建设值得更多关注。

图 8    生态城镇化得分分类及空间分布

Fig. 8 Score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western capital cities 

3.3 单项水平相关性分析

以年份为单位，计算每年各市城镇化因素层总分，每个因素层将得到 15 个数据。为保证相关分析方法选择的正确性和结果的科学性，首先对各单项指标下的 15 个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由于每项指标的样本量较小，选用 Shapiro–Wilk 检验，当显著性 P＞0.05 时，数据呈正态分布。结果显示（表 2），每一个单项指标下的数据都呈正态分布。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每两个指标间相关程度，排除其它指标的干扰，最终选择了偏相关分析。控制变量个数为几，则称偏相关系数为几阶偏相关系数；当控制变量个数为零时，偏相关系数称为零阶偏相关系数，也就是相关系数。

结果显示（表 2），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只有经济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有显著相关性。二者相关性系数为 0.8242，经济与生态之间存在正向的强相关关系。当把其他三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时，纯净的相关系数为 0.7132，可见二者的相关关系会因人口、土地、社会的影响而减弱。与发达国家相似，中国早期的经济建设也往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但严峻的环境问题表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西部省会城市近十几年实践表明，我国已经走出上一条环境与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非对立，正确处理二者关系能够达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可持续状态。

在其他非相关关系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相关尤其值得关注，可见目前我国西部省会城市扩张还不能很好响应人口变化。在我国历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主要通过地方用地需求来确定用地供给，诸多地方政府出于自利性考虑，过分关注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而忽视城市人口规模聚集，因此伴随人口城镇化的往往是快速土地城镇化，以拉萨为例，尽管人口城镇化长期居于西部省会城市末尾，但土地城镇化长期高居首位。同时，在快速土地城镇化过程中牺牲了耕地、林地及牧地，破坏了生态系统。因此各西部省会城市应尽快进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阶段。

表 2    因素层相关系数表

Tab.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actor layers

注：*表示在 α=0.05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4   讨论

本研究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剖析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演化情况，基于此，提出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议：

（1）    坚持新发展理念，紧跟时代脚步。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支撑，新时代西部省会城市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力，破解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城市发展不均衡、各阶段发展不稳定、各因素发展不协调难题，提高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2）    弥补城市发展短板，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西部各省会城市需继续出台政策、拓展产业、增加就业，以提升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社会保障、就业帮扶、教育等公共服务项目，以提高流入城镇人口的生活工作便利度；需严谨规划城市用地，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需正视生态脆弱性，积极探索治理措施，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需因地制宜地探索健康城镇化路径，推动新型城镇化在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方面协调共进，互促提升，最终实现高质量新型城镇化。

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现有研究内容，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撑。然而受时间精力及数据可获得性限制，研究的时间跨度有限；且只研究了西部省会城市，但省会城市由于集中了某一省（自治区）大部分经济、文化、政治职能，发展条件比同省（自治区）其他城市更具优越性。因此未来研究可扩大时间跨度、增加城市样本， 从而更客观地反映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过程。

5   结论

（1）   各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各异且不稳定，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处在探索阶段。三大区域内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突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城市间优–劣差距大，西北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之间差距大。

（2）   西部省会城市在人口吸引力方面有越接近内陆越弱的趋势；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目前西部地区依然是大城市辐射周边城市的发展模式，区域间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西北地区相对落后；城市建设力度普遍较大，尤其自治区省会城市，其他偏南的城市得分高于偏北的城市；社会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得分呈现橄榄球分化并不利于区域内城市差距的缩小；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多数西部省会城市建设成效相当并面临较大环境保护压力。

（3）   经济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意味着西部省会城市已走出一条经济–生态协同发展道路，但其他单项水平间存在失衡现象，尤其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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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of provincial capitals in western China

ZOU Yafeng1,2, ZHANG Qian2, RAO Yufei1, DEND Min3, WANG Qi4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Safety Engineering,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58, Fujian,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urbanization with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interaction,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ness, ecological livabil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spects of population, economy, land, society and ecolog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s of China and find 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five factor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social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n calculated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new urbanization of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the scores of each factor layer in each city from 2005 to 2019 by means of entropy and weighted summation method and used the Q-typ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single item level and single item level correl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cities is different and uns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 development imbalance within and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is prominent, the gap between citie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the southwest region is large, and the northwest region is far behind the southwest region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2)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s have a weak attraction for talent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leve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eaning th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needs to be improved. (3) Economy and ecology have achiev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imbalances among other single urbanization factors. Land urbanization is faster tha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ities should use land more economically and intensively.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entropy method; quality evaluation;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