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摘 要：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型。

关键词：数字经济；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空间溢出效应；非线性中图分类号：F49；F320.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提出的两个重要战略部署，是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支撑，脱贫攻坚取得的全面胜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步，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给我国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带来了强大信心。但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最终的胜利，乡村振兴是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力转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2020 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巩固脱贫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做好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把乡村振兴战略思路贯穿脱贫攻坚的全过程依靠要素、主体和市场促进农村产业振兴，建立持续增收和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1]。同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做好工作重心的转移，首要任务是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国内学者已有了丰富的研究，主要从两者的逻辑关系、衔接难点、实现路径出发。首先逻辑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两者之间是一种内容互融、主体一致的关系[2-4]。除此之外，张永丽和高蔚鹏[5]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是空间耦合的关系。其次衔接难点，相关研究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难点主要包括两者目标群体数量与区间的差异、脱贫地区前后发展政策与治理机制转换的不平衡、不同群体需求的不同[6-7]，产业发展升级困难、内生动力难以激发[3]，摘帽地区内生发展优势尚未彰显、乡村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等[8]。最后对于实现路径国内学者多从机制维度提出对策，王俊和范建刚[8]认为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能够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过渡， 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要继续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更要发挥市场机制“无形之手”的作用[9]。庄天慧等[2]则从战略思维和体制机制两层面设计两者间有机衔接路径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系统思维、精准思维，同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融入乡村振兴思想，借鉴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促进乡村振兴。同时以扶贫政策接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从宏微观、内在与外在、农户与村庄不同层面构建巩固与拓展机制[10]，从统筹落实体制机制、鼓励多元产业发展、积极培育主体意识三方面提出解决路径[3]。

乡村振兴是继脱贫攻坚后推动农业农村全面现代的战略路径、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存在巨大的赋能空间[11]，数字技术将通过与产业、生态、文化、治理、服务深度融合成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引擎和持续动力。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型技术融入农业领域，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式，而且还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与质量，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12]。要建设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必须加快数字乡村的建设，沈费伟[13]认为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能够通过设计层级结构、激活活动主体、优化资源要素、维护村民权益实现最终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必须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9]。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一号文件”相继提出“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期间，国务院和农业农村部也相继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2019—2025）》等专项政策，初步形成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框架。根据农业农村部《2021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统计，2020 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达 37.9%，较上年提升 1.9 个百分比，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改善明显，农业生产信息化稳步推进，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能有效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核心动力。

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及农业竞争力都在逐步增强，但空间不均衡现象显著[14]，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理，贫困村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孤岛效应”[15-16]、并且根据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发现，地理环境也是乡村地域系统分异的主要因子，从南方到北方的自然地理差异、以及各区域间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能够反映乡村发展的复杂多样性[17-18]。章军杰[19]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并从空间再生产角度出发对两者的衔接与跨越进行了空间维度的补充。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目前对于学术界多是从理论角度分析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对于数字经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少，尤其实证研究更甚，但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支撑的数字经济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具有巨大的赋能空间，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点国内学者也已充分认可。同时也有学者分别从空间维度分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以及两者之间的衔接，并理论证明了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未能从实证角度去验证这一点。因此本文试图从空间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龙花楼和陈坤秋[20]指出，有必要强化扶贫开发与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科学揭示并诊断不同区域、不同地域贫困演变与乡村发展的规律与关键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执行方案。

二、数字经济的空间非线性分析

贫困具有长期性、动态性、空间性和关联性，竞争环境中社会空间蕴藏的不公正结构会导致贫困[21]，地理资本缺失造成的空间型贫困是贫困的成因之一[5]，资源环境条件、交通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落后地区，主要受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差异影响，使得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形成空间差异，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2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改变着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生产。章军杰[19]利用茶卡村空间再生产案例证明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不仅在时序上具有交叉性， 在空间上也是高度重叠的。周国华等[23]认为地理分异理论是识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格局与类型差异的重要理论支撑，稳定脱贫需要贫困人口生计空间与区域发展空间的协同耦合，打破传统空间限制，强化区域自然、社会与经济空间协同发展，注重区域联合和资源整合[21]。而数字经济能够打破传统限制，以数字化转型为手段，各产业间实现相互融合汲取发展新动能，形成资源共享、跨行业融合发展，促进要素流动和效率提升，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模式[24]。数字经济弱化了企业的边界限制，加快了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具有较强的扩散效益。杨慧梅和江璐[25]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的边际成本仍然是空间距离的递增函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仍具有地理集聚倾向[26]，陈堂和陈光[24]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各投入要素对于产业融合发展均具有正空间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具有空间联动和空间外溢效应。生延超和李辉[27 认为技术效率和信息网络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成为扩散效应或回流效应]。而桂黄宝[28] 认为高技术产业存在一定的空间扩散效应，不存在回流效应。

（一）扩散效应

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会随着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情况的改善被刺激促进本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沿海省份较内陆省份享受更多数字红利[29]。Keller[30]证实了通信技术进步能够降低知识溢出的地域性，但 R&D 溢出的有效性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依旧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受益者，但信息化有助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接触到原先无法获取的市场机会，并能通过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31]，刘家树等[32] 研究发现技术扩散在西部地区影响效果最大，而东部地区会形成回波效应。张俊英和唐红涛[33]认为电商扶贫的空间扩散效应体现在通过发展农村电商促使电商上下游产业链、配套服务业的快速集聚，并不断向其他地区扩散，并且农民依靠电商等网络平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充分发挥电商扶贫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贫困地区的发展。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村利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充分融合，将相关产业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和带动效应，空间上产业链和市场链接更加紧密，信息技术更容易形成扩散效应。

由于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缺乏，在数字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农民增收效果有限，但随着政策导向， 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占比越来越高，对农民的增收效果也将呈现几何式增长[34]。虽然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传统行业提供了新的契机，促进了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的变革，带动产业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然而， 新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数字经济的这种扩散效应会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因为新技术从诞生到逐步推广其本身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而传统产业从被动应变到主动求变，也在连续不断地调整和适应，其间还伴随着两者相互匹配及协同发展。

（二）回波效应

经济活动扩张地会从其他地区吸引人口、资本等流入，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 低。刘家树等[35]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和创新资源的不平等会导致区域间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存有差距。区域技术 创新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6-37]，在数字经济进入市场初期，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助 于传统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但技术冲击效应会使传统经济在还未完成转型之前就被数字经济挤出市场，数 字经济将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由此容易造成数字经济的负面效应大幅超过技术溢出正面效应。数字经济与传 统产业的融合以及数字乡村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因此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溢出效应会因为空间距离的影响而扩散力度减弱甚至会形成回波效应。考虑到经济地理影响，电商对贫困 地区的带动作用需要一定的资本、物流和技术支撑，然而越是贫困的地区要素越是缺乏，因此电商扶贫的间 接效应会产生空间回波效应[33]，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入，这会 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地区产生竞争效应，数字经济的扩散效应不敌竞争效应最终发达地区更发达， 而落后地区更落后，继而引致区域衔接水平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的正向直接效应可以抵消负向间 接效应，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更容易达到邻省的作用点，同时也反映了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高度融合。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越能产生回波效应，吸引周边地区资源禀赋流入本地区，不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发展进而阻碍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经济的连带效应更多地发生于本地区，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大多积聚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地区，各地区之间的竞争作用导致数字经济集聚在经济上存在显著差异，极化效应的存在弱化了溢出效应导致对周边城市甚至会出现抑制作用。但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配套区域结构优化政策作用日益凸显，数字经济的回波效应将逐步减弱，对区域间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38]，因此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回波效应也可能表现出非线性关系。

三、实证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11—2018 年中国 30①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对于存在缺失值的个别省份采用插值法填补，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商务部、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研究报告。

1. 被解释变量。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依据“两不愁三保障”原则考虑脱贫攻坚成果指标。从产业兴旺、乡村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层面测度乡村振兴综合指标。 

根据所选取的指标属性，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用 yij =max( xij) - xij

xij - min( xij)

max( xij) - min( xij)

，负向指标用

yij = max( x ) - min( x )

，利用熵值法得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综合指标，再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 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值，用于分析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可以反映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耦合协调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1）-（3），C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示耦合度越高；U1 和 U2 分别代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子系统得分；T 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协调指数；a和b 为相应权重，分别取值为 0.5；D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示耦合协调度越高。

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数（Digi）。本文对于数字经济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详见表 1。

3.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财政支出规模（Gov）用农村最低保障支出（万元）表示，反映地方政府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程度，发挥了财政在建立社保体系、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人力资本水平（DEU）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在乡村振兴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不仅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同时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深度驱动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提高了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分配，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对外开放程度（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表示，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增加国内投资、促进资本形成、吸纳劳动力就业、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与乡村振兴的积极影响。 

表 1    变量选取

 （二）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利用空间计量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是所研究对象必须存在空间效应，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即需要对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以及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耦合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本文引入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

1. 全局自相关。检验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即耦合协调度的整体分布状况，判断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是否存在集聚性。

式（4）中，xi 表示 i 地区的观察值，Wij 为空间权重，n 表示地区个数。

2. 空间计量模型。反映数字经济对本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相邻地区数字经济对本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1） 静态空间杜宾模型

式（5）-（6）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年份，Digi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W 为空间权重矩阵，W·为各变量的空间滞后项，ifit 和tfit 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eit 表示随机扰动项，r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t 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

3. 描述性统计。 

图 1   耦合协调度核密度估计 

从图 1 看，耦合协调度在 2011 年峰值为 0.35 左右，2012 年峰值在 0.45 左右有缓慢上升趋势，2013—2018年耦合协调度峰值在 0.5-0.6 区间，但整体协调度依然较低。但从图中可以看到往后将有另一个峰值趋势大致范围在 0.8-0.9 之间，说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整体水平在不断提升。这其中数字经济起到的作用是何种程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1）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结果。在测算了乡村振兴指数与脱贫攻坚成果指数的基础上，计算各地区有效衔接度平均值，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国各省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平均值

注：省份按照耦合协调度从高至低排列。 

这里将耦合协调发展度按照五等级标准化分，0.0~0.2 为严重失调、0.2~0.4 为中度失调、0.4~0.6 濒临失调、0.6~0.8 为中级协调、0.8~1.0 优质协调。根据表 4 结果看，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大于0.8  属于优质协调，天津、江苏、广东等 6 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处于 0.6~0.8 之间达到中级协调水平，海南、江西等 14 个省份耦合协调度介于 0.4~0.6 水平处于濒临失调。而广西等 6 个省份处于中度失调水平。其中优质协调的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多是中级协调水平，濒临失调以及中度失调的主要是贵州、甘肃等西部地区，说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整体大致呈现从“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2    趋势图 

根据图 2 可以看到，数字经济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同向趋势，2011—2018 年，数字经济水平涨幅近 53.77%，发展迅猛。耦合协调度增长 17.57%，说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程度越来越高，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2） 数字经济评价结果。为了检验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 

表 4   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值

注：省份按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高至低排列。 

根据表 4 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有广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等东部省份，发展水平中等地区主要是湖北、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而宁夏、青海等西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间存在一定的同向趋势，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度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衔接度低。两者都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发展分布趋势，由此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与巩固作用，这将在实证中进一步验证。

（3）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根据描述性统计粗略地看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布状态，为了进一步检验是否真的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首先以全局 Moran’sI 指数来测量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度自身的空间相关性。本文考量了地理距离权重、空间邻接权重两种空间权重下耦合协调度的Moran’sI 指数，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具体结果报告如表 5 所示： 

表 5   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

注：***、**、*分别表示 p<0.01、p<0.05、p<0.1

图 3      2011—2018 年耦合协调度的 Moran’sI 指数变化趋势图 

根据表5 结果绘制趋势图如图2，2011—2018 年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权重下Moran 指数都大于零，并且整体显著。即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同时 Moran 指数整体上有上升的趋势，说明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越发明显。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1. 模型选择检验

基于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与巩固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效应，本文利用空间面板估计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在进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前，需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相关检验，表 6 为检验结果。 

基于两种空间权重种进行了 LR 检验，LR 检验的原假设是 SDM 模型会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或空间滞后模型（SAR）。而根据表 5 中 LR-SDM-SAR、LR-SDM-SEM 检验可知，在两种权重下 LR 统计量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空间杜宾模型（SDM）不能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AR）或者空间误差模型（SEM）。应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杜宾模型假定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除受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外，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即在模型中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值。然后在选定 SDM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控制个体效应、时间效应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权重下都选择双向固定模型。再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两种空间权重下固定效应模型都要优于随机效应，故此本文最终选择空间杜宾模型下的双向固定模型与固定效应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作用效果。

2. 数字经济发展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影响分析

数字经济的变化不仅会影响本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同时也会影响地理区位相近或者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有效衔接。通过偏微分矩阵分解解释变量的总效应，得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处于简洁性考虑以下实证结果均只汇报了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见表 7。 

表 7   静态空间回归结果

表 7 结果显示，地理距离权重下本地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当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同时对于周边地区能产生扩散效应，促进该地区衔接水平的提升。说明数字经济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外溢效应要大于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可能原因是，数字经济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打破地理局限限制，科技赋能乡村发展具有普惠性、低成本、覆盖逛、高效率等优势，使得地理距离对于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边际影响降低，空间摩擦系数减小[39]，增加了数字经济空间溢出的可能性，带动了边际覆盖区域的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依然显著存在，但间接效应要小于直接效应，具体表现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变动 1%，本地区耦合协调度将变动 0.882%，而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将变化 0.498%，说明在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不仅在本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能够增强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由于数字经济尚处于摸索阶段对于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终不敌回流效应，因此间接效应小于直接效应。地理与空间上的相邻关系更容易影响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溢出效应发挥，可能是因为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产业关联性强，数字经济容易通过扩散效应被周边地区模仿吸收，从而对周边地区衔接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因此在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中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扩散效应。

（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对有效衔接的这种空间效应会受到上一期衔接表现水平的影响，因此考虑到衔接过程的持续性和时滞性，将耦合协调度的滞后一期引入模型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表 8   动态空间回归结果

由表 8 可以看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下数字经济直接效应系数依旧为正，且均在 1%地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你能够显著推动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相较于静态模型，将滞后项引入模型中，有效减少模型估计偏误。两种权重下系数大多都有所下降，因此可以看出静态看空间相关性产生过高地估计偏误，因此之后的研究分析都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展开。但整体上而言，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空间效应在两种权重下都是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时空维度看，上一期地理相近或者经济条件相似的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反预测下一期的表现，可能原因是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而言数字经济助推作用还不是一个稳定的支撑来源，数字经济的共享性和渗透性还不能有效的覆盖整个乡村发展过程。

总体上，长期效应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短期效应。进一步比较可知，地理距离权重下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影响以短期影响和直接效应为主。短期看，数字经济系数溢出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短时期内数字经济的空间反馈效应明显。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有效衔接的影响均以长期和直接效应为主，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积累且有效的过程。

通过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扩散效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衔接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贫困地区的发展。

（三）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效应可能存在差距，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影响，将 30 个省按照东、中、西划分为三类基于动态空间模型分别进行空间分析得到结果见表 9。

 表 9   东、中、西空间回归结果

表 9 中，东部地区在两种权重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为负。由于东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资源禀赋更丰富，基础设施更完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夯实了本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础。正是因为这种区域数字鸿沟的加大，数字经济发达的地区不断获取资源要素，产生的虹吸效应为临近地区带来了负向外溢作用。东部地区经费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创新产出，而形成向外的扩散效应，而数字技术企业发展会集聚更多的创新资源，增强回波效应。反观中西部地区，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地理权重矩阵下，中部地区间接效应 1.574 通过 1%显著水平且大于直接效应 0.969，西部地区间接效应 1.863 大于直接效应 1.020。虽然在空间邻接种权重下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皆为正向且越是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这种正向溢出效应越是显著。说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等相对较弱的地区，更应该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红利在这些地区能够发挥效率最大化。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已领先中西部地区，对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作用产生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因为先天缺乏这些资源优势所以当数字经济开始渗透其中，将能实现边际效用最大。

基于以上分析，无论是从整体还是地区层面看，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均表现为扩散效应。

（四）空间非线性分析

1. 非线性关系判断

为了考察数字经济同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首先采用 Hansen[40]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选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

表 10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双门槛效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2. 动态空间门槛分析

根据空间自相关检验与门槛值检验结果，本文构建了空间门槛模型如式（7）：

Dit  = a 0 + rW × Dit  - 1 + b 0 Digiit + b1Digiit ´ g 1 + b1Digiit ´ g 2 + b ån

X

control

+ q 0W × Digiit + q1W × Digi ´ g 1

其中g ，是门槛值，由于数字经济存在单门槛，参考章志龙[41]的做法，引入虚拟变量g 1 、g 2 ，构建数字经济和虚拟变量的交叉项Digi ´ g 1 、Digi ´ g 2 ，用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同时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门槛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动态空间门槛回归结果

从表 11 看，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拟合优度属于正常范围，表明所设置的空间门槛模型较好。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双门槛效应，直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型。具体表现为：在两种权重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门槛值 0.118 时，数字经济系数分别为 0.170、0.068，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助推作用不显著，跨越第一个门槛之后，数字经济的助推作用显著提升系数分别达到 0.450、0.431 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门槛值为 0.118 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门槛值之下的地区主要是青海和宁夏，发展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此时我们可以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介于 0.118~0.413 已达到一个中等水平，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中等水平下对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有明显提升。而当数字经济跨越第二个门槛值 0.413 时，其回归数分别为 0.087、0.103 都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较跨越第一个门槛时有所下降，说明此时数字经济对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助推作用有明显减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 0.43 的地区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六个东部发展水平高省份，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 0.413 时已达高等水平。此时助推作用的降低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认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全面达到高等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期内，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已进入一个相当成熟或者是一个接近尾声的阶段，接下来将进入数字经济全面助推乡村振兴任务阶段。因此，数字经济适度提高有利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但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中等水平时对于衔接的边际效应将会递减。

从间接效应，当数字经济小于门槛值时溢出效应为正，跨越第一个门槛之后，数字经济对衔接的溢出效应由正转为负，可能原因是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竞争作用，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入，导致扩散效应不敌竞争效应从而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可以看到地理距离权重下抑制作用依旧有所增强，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区产业关联度较高，所以对本地区的衔接减弱的同时对周边地区的连带效应也导致周边地区衔接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从两种权重整体看这种抑制作用有明显缓和，可能原因是，随着数字经济的继续扩张，对本地衔接的助推作用产生了边际效用递减，从而会促使资源禀赋向政策偏好的薄弱地区流动，最终使得周边地区的数字经济得到发展，进而促进周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文章先首先在理论层面验证了数字经济对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的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非线性效应。同时采用 2011—2018 年省级数据实证验证了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分析了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效应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不论是基于静态空间面板模型还是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在下地理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作用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数字经济对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虽然数字经济和协调耦合度都呈现东中西一次降低的空间分布，但溢出效应却呈现东中西依次增强的空间分布，越是数字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溢出效应越显著，数字经济红利在西部地区能发挥效用最大化。第三，数字经济对于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效应， 直接效应存在倒“U”型，溢出效应呈现“U”型。具体看，数字经济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对本地区的助推作用显著提高，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对本地区的助推作用有所减缓，对周边地区虽然依旧是负向溢出但有明显缓和。说明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生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

（二）研究启示

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几点启示：

一加大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应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农村管理的融合，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与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可以有效地为农村发展解决一大难题。促进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带动跨区域之间乡村振兴发展方式的变革，以数字技术为纽带，进一步加强跨区域乡村基于互联网渠道的合作， 强化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扩散效应。同时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鼓励科技创新，出台更大力度的扶持政策推动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推广。

二完善人才政策。做好两者的有效衔接要积极探索人才治理政策的有效衔接，利用数字经济巩固拓展两者的衔接需要引进专业的数字人才，可以通过加大数字农村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数字人才引进农村。 

三充分考虑空间因素，根据地域资源差异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应扶持政策，提高区域竞争力。对东部地区考虑到资源过度饱和容易产生边际效用递减问题，可以适时引导资源向发展水平较薄弱的地方流动。中西部地区积极利用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溢出效应，引导资源跨区流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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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economy consolidates and expands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nonlinear spatial effect research

TANG Hong-tao，CHEN Xin-r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angsha 41020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1-2018 China provincial panel data, different spatial weight matrices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reakthrough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boosting effect o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From the overall level and the regional level, under the weight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spatial proximit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at is, a diffusion effect, on neighboring areas. (2)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ing a trend of increasing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dividend in the backward western region can maximize its utility. (3) There is a spatial non-linearity i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there is a double threshold for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as the digital economy gradually crosses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direct effect on the region shows an inverted "U" trend,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shows a "U" shape.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nonlinear